有学者研究认为，在行政纠纷中，民众热衷于信访而冷落行政诉讼的主要原因在于，前者提供了一种对抗性较低的行政纠纷解决方式，而后者不允许调解。
三、对公安机关基本情况公开的评估 公安机关基本情况公开主要包括公安机关机构设置及领导人员、执法依据及办事程序、社会治安情况、警务工作纪律、队伍建设等基本信息的公开。（一）向特定对象公开执法信息实施状况的评估 公安机关向特定对象公开执法信息的直接依据是《办案公开制度》与《执法公开规定》，两者规定，应向报案人、举报人、控告人、被害人等特定对象公开的执法信息包括命案工作进展。
部分省市整合其它需要公开的信息成立专门的信息公开网站，如，湖南省公安厅设立湖南阳光警务执法公开系统、甘肃省公安厅设立甘肃省公安厅警务公开与便民服务平台。规范性文件要求向特定对象公开执法信息的方式包括告知书、通知书、政府网站、信息屏终端或者电话、手机短信等。[[3]]公安机关面对报案人、控告人、举报人的询问，公安机关的回应常常是案件正在处理中，相关情况不便透露。浏览十余家省级公安机关网站时发现，绝大部分网站都能全面公布党委成员的信息，包括，姓名、相片、所任职务，部分省级公安机关甚至能够完整地公布党委成员的履历信息，如广东省公安厅。以广东省公安厅为例，其在官方网站上设置警事要闻、警方行动、警情通报、警方通缉等板块公布重大案件及警方行动，除此之外，广东省公安厅还借助新闻发布会、腾讯微博向公众公布个案查处情况等信息。
公安机关作为法律执行机关自定规则确定信息公开的范围，其科学性受到质疑。群众也可以借助公示的信息便捷地找到解决问题的人员与部门，破解了问路无门的困局，是重大的惠民、便民举措。《决定》已经明确指出，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。
其基本思路是，将涉诉信访加以剥离，信访主体和事项严格遵循《信访条例》界定的范围，扩大至党政机关、立法机关、社会团体和司法机关的纪检、监察部门等。法律系统往往只截取社会生活在某个时间点上的截面，判定当事人在其中的行为，且只判定那些所谓有法律意义的行为，行为的间接原因、历史结构、社会背景通常不在考虑范围，被认为不具有法律意义，与案件无关。信访机构似乎成了社会剩余事务的兜底部门，信访制度承担着剩余事务的兜底功能。信访以利益诉求为主，有时也有政治参与维度，但国家更愿意在利益维度加以应对，以纠纷解决为基本导向。
在社会转型期，地方社会可能遇到各种需要回应的问题，宪法体制和法律制度决定了不可能由司法机关创制规则加以应对。[26]这是从实际出发的真知灼见。
第二，辅助政制说对信访工作机制缺乏足够的认知、理解和刻画，更多只是表达了一种重建核心政制的愿望和意图，回应现实问题时经验基础较为缺乏。在社会治理中，信访制度至少承担了三大功能：纠纷解决机制替代功能、法律和政策协商功能、社会剩余事务兜底功能。1951年毛泽东在《必须重视人民的通信》的批示中，就将信访与群众路线紧密联系。在实践中，信访案件的解决往往依赖于调解手段的并用。
案件分流应当按照管理权限和属地责任进行，分级流转案件，引导矛盾下行，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。三、纠纷解决机制的替代功能 作为一项有高度中国特色的制度，信访在纠纷解决方面的功能毋庸置疑，是与诉讼、仲裁、调解、行政复议等并存的纠纷解决机制，对它们起到了替代和补充作用。将信访权确认为宪法基本权利，实在没有必要，且只会使基本权利淡化，因为维护基本权利的手段无须成为基本权利。目前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政法委已经颁布了一些工作意见和改革方案，涉及到方方面面，本文无力对之全部涉及，主要从功能涵盖和职能分化的角度，在中观层面提出以下几点： （一）建立诉访分流机制 这是中央明确指明并已付诸实施的改革方向。
第一，信访处理程序公开透明性不够。第四，涉法涉诉，包括违反司法程序、司法不公、司法腐败、司法不作为、证据认定等。
在涉及行政机关的纠纷中，行政机关自身往往既是当事人又是裁判者，或者上级行政机关成为下级的裁判者。一方面，它挤占了诉讼、行政复议等纠纷解决机制的空间。
[13]如此，这一时期群众的信访诉求与信访制度功能发挥之间，其实存在一定的张力。[22]这种判断往往基于媒体报道的上访维权案例作出的，而媒体个案很容易聚焦于上访故事复杂、情节离奇的老上访户，在北京也比较容易找到这种老上访户。能在北京找到的上访户，大多进京不止一次，进京一次就能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非常小。单纯的法治工作，仅仅要求按照法律规则和法律程序依法办事，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对不合法诉求可以直接驳回，对按照程序终结的事项可以拒绝再受理。至此，可以确立两点基本认识：第一，信访制度法治化，是民众行为和信访工作机制的法治化。在基层社会，信访机构几乎成了社会问题的容器，凡是难以定性、处理难度大、缺乏明确主管部门的社会问题，都会被纳入信访渠道，由信访机构处理。
信访制度则不然，可以根据现实需要创制规则，在微观层面回应实践需求。正是在这种模式下，信访制度法治化改革才可能并需要被提上日程。
如此，法律和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就很容易遭遇社会压力，法律制定时没有充分协商的问题会在执行过程中凸显出来。信访工作的双重性质，实际赋予了信访机构和工作人员双重职责和义务，既有来自法治体系的，也有来自群众工作体系的。
从承担的功能来看，信访工作有着双重性质，既是法治工作，也是群众工作。[2]这种学者认为，信访救济与法治之间是亦敌亦友的关系。
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，政府事务和社会事务都应该处在法律的规范和监管之下，公权力应当依法行使，民众也应当依法行为。社会转型时期，新问题层出不穷，旧问题也可能以新形式表现出来，尤其是一些地方性、局部性的问题。2014年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创新群众工作方法解决信访突出问题的意见》《关于依法处理涉法涉诉信访问题的意见》，中央政法委《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事项导入法律程序工作机制的意见》《关于建立涉法涉诉信访执法错误纠正和瑕疵补正机制的指导意见》《关于健全涉法涉诉信访依法终结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，都从制度层面表明信访制度的改革已经走上了法治化道路。信访制度是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协商平台，信访机构充当着协调者角色，参与协商者往往有信访机构、信访人、相关政府部门。
西方法治运行机制是三权分立制衡模式，社会群体通过利益集团影响立法，立法和公共政策制定因而成为利益整合过程。其实，信访制度兜底的社会剩余事务，远远不止以上几种。
作为一项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制度，信访与法治领域的诸多制度和权利确有类似、相通之处，但又有明显不同之处。目前，信访事项主要有三大类。
然而，民众看待问题的视角往往是延伸性的，与案件行为相关的所有因素都会被考虑在内。试图用法治领域的具体制度去认识、比附、改革信访制度，有契合之处，也有勉强之处。
共产党从建设政权开始，就极端警惕党员干部腐化变质，不断通过各种方式强化规矩和纪律，社会动员取向的信访也是其中一种有效渠道。诚然，信访制度与某些法治制度具有相似性，可以比拟。[28]这起个案中，信访人的个体行为，推动了政策规则的变动。参见朱晓阳：‘延伸个案与一个农民社区的变迁，载张曙光、邓正来主编：《中国社会科学评论》(第2卷)，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，页27—54。
建立信访案件终结制度，对纠纷问题解决到位、党纪法律责任追究到位、解释疏导教育到位、困难救助帮扶到位的案件进行终结认定。协商功能的发挥，就是针对案件，以协商和对话的形式达成共识、协调分歧，推动同类事项的规则化解决。
上访人期待从现实制度体系中寻找诉求满足的突破口，而这种期待与制度现实之间的张力很难弥合。如果不予处理，一个村民可能并不计较，而另一个尊严感较强的村民可能宣称自杀或杀人。
（三）建立信访疑难研判机制 健全疑难问题解决平台，商讨解决特殊疑难信访问题，在个案方面，做到诉求合理的解决问题到位，诉求无理的思想教育到位，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到位，行为违法的依法处理。因此，需要在信访工作领域加强法治建设，推进信访工作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法制化，促使信访工作者运用法治思维处理信访案件。
